何应钦，老同盟会员，黄埔军校总教官，长期是蒋手下的二号人物，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，军政部长，后来签定的《塘沽协定》，被指为卖国贼，亲日派，但依旧权柄在握，声势不改，直到到台湾后，才退出了决策层，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。何深懂养生之道，待人宽和，提的起放的下，活到九十七岁，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。他的健康长寿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
　　
    有一次，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何应钦去介绍养生之道，何高兴前往。他在大会上，把自己的养生之道总结为三个方面：修养、生活、医药。
　　我认为长寿的秘诀，不外是修养、生活和医药三个方面，而修养至德，培育生气，乃是首要的。我早年就皈依基督教，是因为我相信《中庸》上所说的“大德必得其寿”，虔信基督与孔孟之道，以加强自己道德的修养，实在是长寿之道的惟一基础。要讲求道德的修养，莫过于“正思虑”。思虑不正，是最伤害身体的，所以不正的思虑是长寿的最大敌人。只有祛除不正的思虑，养成恬静的心境，才容易长寿。要用温和、慈良、宽宏、厚重、缄默来克服自己心中的猛厉、残忍、偏狭、轻薄、浮躁，才可能做到心直虑正。
　　
    至于生活方面，我从念小学起，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既有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就要贵在持之以恒。我常年征战南北，从不轻易改变生活规律，一不暴饮暴食，二不抽烟不嗜酒，三不近女色，四不熬夜。如果因为特殊情况熬夜，也不改变第二天的作息时间安排，早晨一定会按时起床散步。所以，要想活得长就要生活有规律、节制欲望、适度运动。我就是在70岁以后，还坚持每天早起散步，时常打高尔夫球，收拾庭院里的花木，你们看我的体质面色，是不是不比青壮年差？
　　
    现代医药越来越发达，能够帮助人类长寿，这点我是很有体会的。我的内人得了癌症，如果不是每年去日本、欧美治疗，生命不可能延续27年之久。但是，我对医药还有些自己的看法。平日的保健最为重要，如果不生病，自然无须医生，也不要吃药；生了病，就要早请医生，早吃药为好。这一点是古人也认同的。我特别欣赏古书《寿世新编》中的一段话：“有人素不服药者，不为无见，但须知得病从何来，当从何去，便是药术。如饥则食，食即药也；不饥则不食，不食即药也；渴则饮，饮即为药；不渴则不饮，不饮即药也；恶风知伤风，避风便是药；恶酒知伤酒，戒酒便是药。逸可治劳，静可制噪，处阴以却暑，就火奥以胜寒，衰于精者寡于欲，耗于气者守以默，怯于神者绝以思，无非对病药也，为人不自知耳。”
　　
    在一般读者印象中，他曾是一个玩弄政治阴谋的亲日派。然而何应钦在政治生涯后期却以“与世无争”闻名，并且到处宣讲他的“修养”。由这个转变可以看出：何应钦等国民党高官的“修养”，是经历官场风波和痛苦磨练而达到的，并非自诩的那样自然而成。
　　
    何应钦出身贫寒，完全依靠个人奋斗，才做到了国民党行政院院长、陆军总司令、一级上将。从蒋介石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，到大权旁落赋闲在家的退休军官，何应钦走过了一段常人难以想象、也难以体会到的心路历程。与何应钦同样遭遇的国民党高级官僚很有一些人因此郁郁寡欢，积郁成疾，不得善终。但何应钦与这些人不同，何应钦晚年很少得病，到90岁仍然面色红润、精神矍铄，看上去完全就像70岁的人。何应钦主要是从下面三个方面来保持心境平和的。
　　
    一是保持心理平衡。长寿画家张大千是何应钦的挚交，二人经常交流养生心得。有一次，张大千说：“《黄帝内经》里讲，怒伤肝、喜伤心、忧伤肺、思伤脾、恐伤肾，百病皆生于气，所以人人说病从口入，我说病由心生。得病的首要因素是心理原因，不是吃得好不好。”何应钦点头称是，回应道：“世事沧桑变化，我心已定；管你怎么变化，我心里有数。有什么烦恼，睡一觉，早忘了。”
　　
    对此，他个人是很有体会的。何应钦和蒋介石的关系，一直很微妙。他和蒋介石共同创办黄埔军校，培植了黄埔系。蒋介石擅长说，何应钦埋头做，二人配合得很默契。但是，蒋介石一方面重用他反共，另一方面始终对他抱有戒心。 但是，何应钦终生奉行“韧”和“忍”的为人处世原则，表面上给人懦弱的印象，似乎他是块由着蒋介石捏的面团，叫他方就不敢圆。这种奴性十足的做法，让蒋介石对他解除了戒备。实际上，何应钦的这种个性倒让他更像是水，在方瓶子里是方的，圆瓶子里是圆的。他晚年失势，却一辈子没有失去高官厚禄，实乃个性使然。国民党内部有人讥评他“老奸巨滑”，然而，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历史中，“老奸巨滑”不失为一种高超的自我保护方式。
　　
    何应钦不是没有政治野心的。蒋介石第一次被桂系“逼宫”下野，何应钦是支持者；“西安事变”中何欲置蒋于死地的“讨伐”阴谋，更是遭到蒋介石夫妇的忌恨。这一系列显露锋芒的举动，使蒋介石失去了对何应钦的信任。抗战后期，他基本上失去了一切实际的军权，令他懊悔不已。这期间，他战战兢兢、小心做事，也许就是在这个苦闷的时期，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去台以后，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“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”主任，这个机构名义上是最高军事咨询机构，实际上是蒋介石搁置老将们的冷宫，徒有虚名。但何应钦认为，今非昔比，能保全性命已属幸运，再能有个正式公职，还烦恼什么呢？于是，心安理得做他的主任。
　　
    何应钦能做到心态平衡，还和他会享受生活有很大关系。他很欣赏一幅对联：“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。”他的业余爱好很多，打猎、打高尔夫球、旅游，还热心公共事业。这些事情分散了他的注意力，填补了空虚。
　　
    二是意念放松。何应钦从不培植亲信，更不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亲信。在台湾被挂起来以后，何应钦更是以求明哲保身。蒋氏父子在台湾清洗异己，幽禁陆军“总司令”孙立人时，曾任命何应钦为调查委员。何应钦借口人在日本，妻子患了癌症需要治疗，没有立即返台应差，拖了8 个月才回去，避免了卷入一场是非之中。彼时，调查已经结束。
　　
    三是远离派系斗争，实际上是一种保持心理平衡、自我解脱的办法。派系斗争必然会尔虞我诈，徒增烦恼。何应钦自觉远离政治斗争，虽然是出于明哲保身，但客观上保证了心情的愉快，不啻为养生之道。他熟读《明史》和清朝史籍，总结明清两朝权臣“致祸”的教训，终于得出“不为是好，不开罪于人是好”的结论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何应钦的“不为”之道是具有封建旧官场糟粕色彩的。一段时间内，他得了一个“何婆婆”的绰号，有人说这是为了掩饰他自己真实的内心而故意造出的假象，目的是想让蒋介石知道他已经无意于官场进取。这个做法达到了效果：蒋介石不再留意他，任他自生自灭。何应钦信奉的为人处世原则，是旧官场中操练出的一种“好好先生”的混日子之道，但在特殊的环境之下，却无意之中符合了养生学的原理。